“要抓住我国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机遇，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健全先进技术敏捷响应和快速转化机制，加快发展新质战斗力。”习近平主席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阔，为我们迎接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依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特别是科技创新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打造新质战斗力增长极、构建现代化军事力量新体系、全面提升强军胜战能力提供了根本遵循。
1、理技融合推动形成战斗力建设创新路径
军队及其战斗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战斗力建设和运用的“范式”变迁，要求把理论与技术深度融合，打破传统战斗力建设运用的思维定式和实践模式，以此形成符合时代发展的创新路径。
军事理论不仅是战斗力生成的“加速器”，更是谋胜战场的“指南针”。先进的军事理论是正确指导战争的思想武器，谁在军事理论上高人一筹，谁就可能抢占制胜先机、赢得战略主动。传统的战斗力解析多聚焦于人员、装备、组织等硬实力和陆海空天电等有形空间，新质战斗力发展要求把认知科学、复杂系统、智能科技等引入战斗力“生产函数”，将战斗力生成视为“认知-技术-实践”的动态系统。必须深入领悟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加强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和战略问题研究，前瞻研发与智能主导、全域对抗、人机协同、体系涌现等相适应的条令条例，创新设计无人化、分布式、混合型作战等新的战术战法，探索升级数字孪生、虚拟原生、虚实融生等新的训例训法。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也是核心战斗力。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从本质上源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及其应用。人工智能（AI）已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发挥着“头雁”效应，具有很强的溢出和带动作用。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并广泛应用的背景下，AI已贯穿作战筹划和作战实施全过程，经过长期训练和迭代升级之后，未来有可能进化为能力更为全面的“战争AI”。必须紧跟人工智能创新演进步伐，主动拥抱智能科技创新浪潮，抢占战略竞争制高点。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派生出许多新的商业形态和应用模式。全球近几场军事冲突显示，民用的竞速无人机改造为战场的“装甲车克星”，人脸识别系统练就了远程精准猎杀的“千里眼”，团购砍价模式催生了民众广泛参与的“情报众筹”……因此不仅要关注先进军事技术的研发，也要注重挖掘新商业模式对军事应用的迁移推广价值，充分调动和发挥一线官兵的创造力，通过微创新、组合创新、创新应用等破解备战打仗中的问题。
2、军地协同加快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战斗力建设与运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军事领域突破转向军地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军队战斗力深度耦合，智能主导、快速迭代、全域对抗等特征愈加显著，结构性变化、跨代性跃升和创造性运用加速推进。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深入推进，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建设运用质的跃升突出体现在：新质战斗力比重提升、军事力量结构整体优化，军事创新能力提升、创新驱动发展生态整体优化，战略管理能力提升、组织运行效率整体优化。当前，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建设运用质的跃升提供了坚实基础与充沛动能。必须抓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契机，搭乘高新科技群体突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的“顺风车”，构建形成顺畅高效、衔接有序、成熟稳定的军地协同机制，强化军地合力，加快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建设运用质的提升。
现代战争科技含量、战场体系对抗和军事系统运行的复杂性显著增加，对提高有限资源配置的精准度和转化运行的效费比提出了很高要求。我军建设科技含量、资源配置、质量效益等方面还有待加强，军事系统运行效率和战斗力建设效能有待提高。必须更好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充分用好地方优势力量和资源；必须发扬勤俭建军优良传统，用好国家投入的宝贵人力、财力、物力资源，通过科学规划、技术创新和高效管理，提高资源投入效费比，实现能力产出最优解。
武器装备是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战斗力建设与运用的物质基础。随着高新技术和系统集成水平的快速发展，武器装备升级换代的成本价格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在信息化智能化加快发展的新形势下，武器装备从研发、试验、订购到使用、维修、升级全寿命周期的成本控制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军队建设面临的共性难题。一方面应开放融合推动装备“降成本”，充分依托和释放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制造业大国产能优势，通过技术共研、基础共用、资源共享，进一步分摊压减武器装备的建设和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应通过以智赋能大力发展“低成本”装备，在继续发展战略力量和主战平台的同时，发展无人机、潜航器、智能穿戴设备等能够规模化生产、及时快速补充、战场上高交换比的“小智廉”装备，打牢制胜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物质基础。
未来的军事博弈必然是一场混合战、持久战、消耗战，必然要求依托和运用国家总体实力，有效控制战争成本和提升经济可承受性。因此在战斗力的建设与运用上，只有统筹好当前与长远、建设与备战、作战与保障、新质力量发展与传统能力升级等重大关系，从军事、经济、外交、社会等一体联动和有序支撑出发，才能确保战略上的灵活度、主动权。应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各领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创新实战能力、厚植战争潜力，立足最极端条件和最复杂环境，系统提升我国应对战略风险、维护战略利益的整体能力和持久耐力。
3、依托新兴技术建设新质战斗力
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当下，创新生态、产业形态都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呈现出泛在创新、军地协同、交叉融合等鲜明特征。应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将新质战斗力建设的源源动力、运用的磅礴威力蕴藏于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之中。
战争应对的安全威胁和采取的对抗形式日益多元，既有正面战场的常规武装冲突，也有背后激烈的政治、经济、外交、舆论等非常规攻防拉锯，战争成为多样式对抗、多元化威胁、多力量参与的复杂混合体。非军事领域的攻防不但伴随武装冲突全程，甚至展开时机更早、冲突规模更大、攻击手段更隐蔽。新质战斗力的靶向不仅瞄准传统意义上的战场对决，新质战斗力的来源也不再局限于专门化的武装集团。必须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加关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生物安全、科技安全等重点领域，运筹更为广阔的对抗空间和更为广泛的力量来源，将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转化为基于综合国力的混合作战优势。
纵观历史，每当科技突破带动人类活动空间有了新的拓展，紧随而来的就是对新空间军事优势的夺控，进而引发军队战斗力构成和生成模式的重大变革。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中，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在信息技术的渗透黏合下，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标志，军兵种间作战域的传统壁垒被打破，开辟了空地一体、信火一体、跨域打击等新的作战形式。可以预见，在人工智能、商业航天、大数据、元宇宙等新技术新产业新概念的推动下，未来作战将从地理空间向物理空间、从有形空间向虚拟空间、从信息争夺向认知对抗进一步拓展，电磁频谱战、决策中心战、认知电子战、赛博空间战等数智虚拟空间的作战概念不断涌现，战场前方与后方、平时建设与战时运用的边界趋于模糊。必须大力推行“科学家+指挥员”的协同创新模式，加快完善平战衔接的数智化基础设施，不断优化面向全域作战的军事力量结构编成，加快实现战斗力建设运用的空间扩域、体系升维。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经济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兴技术既带来机遇又引发伦理风险，各种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给国家安全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无论是平时军事力量建设，还是处置外部安全和军事威胁，都要立足高技术、高强度、高消耗的体系对抗，着眼作战链、供应链、创新链的融合贯通，进一步搞好平战衔接，提升转换动员质效。应加强战时科技动员体系、大国储备体系和新域新质国防动员预备力量体系建设，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为契机完善转扩产机制，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为抓手优化供应链区域布局，不断提升泛在创新网络的接入能力、多模态技术的融合能力、多元化供应链的整合能力，通过应急应战压力测试与综合演练，谋取高强度对抗的战略优势。
（作者：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执笔人：郭瑞鹏、饶璞、董支晓）
